用理性滋养感性

《联合早报·文艺城·作家与书系列：流苏专访》

记者：应磊

“书，不是一叠纸张和油墨的总和，作家对这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就是写书人，而且恐怕都是先从爱书人当起，所以一本本书所炼就的世界、脸孔、声音、光影，在他们心中印刻得特别清晰浓烈。”

　　《文艺城》的“作家与书”系列，邀请本地作家揭示他们与书的亲密往来。

用理性滋养感性

我第一次专访流苏还是在2002年春，当时她刚开始在南大修读硕士学位不久。那时的她，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开启新的一方思考与创作的空间：借助与文学理论的接触和思维激荡，让感性的文学抒写多一层维度。
数周前，我们如约再度相见，地点就在熟悉的草根书店。

娇小的身材，纤瘦的手，还有说话时跳跃的节奏和眼睛里闪动的光，她仿佛一如昔日。然而眼下的流苏早已完成硕士课程，并开始向博士学位迈进；她自2001年至今暂放下微型小说的创作，然而她说自己丝毫不后悔；而且她也深知：“用学术研究来养文学创作是非常奢侈的！”

从中学到大学阶段都流连于古典诗词华章之美的流苏，称自己是“阴差阳错撞入现代文学理论的空间”。她2001年时自教育部借调至教育学院培训老师，便决定趁此机会多修读一个学位，由此开始了与向来敬而远之的“理论”的爱恨情缘。

“以前我讨厌文学理论，我想创作应该是感性的；如果理论读太多、变得太理性，我怕自己就写不出感性的文字来了！”流苏回忆最初的担忧。
“但我后来发现，理论能够滋养创作，让感性的书写更添一层维度。发现这种不同让我非常兴奋，也更喜欢文学理论。我想我没有失落感性，反而有了新的收获。”

就这一层新的维度，流苏说，理性的知识让她更了解感性、更能体会在并不华丽的语言外表下所蕴含着的深沉思想。如果说以前她对感性的把握仅仅停留在“感觉好”的话，那么现在她则借助理论的剖析理解了为什么感觉好。与严谨的学术论文相比，她更享受把触类旁通的各种理论和思考无拘无束地融入散文创作中——2003年所写的《致张爱玲之上海互文书》就是一例。流苏笑言，这篇算得上她此类创作的“经典”。

“我曾旁听柯思仁老师开的一门张爱玲研究的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用理论剖析张爱玲的小说，给我触动很大，那种兴奋感就是：原来张爱玲可以这么精彩！”流苏说，“此后的结晶就是那篇散文，从‘女性意识’、‘闺阁政治’到‘男性国族话语霸权’，我把旁听来的大堆理论都穿插入文……这样的写作需要做大量准备，查许多资料，但写好后你就有理由洋洋自得，因为这不是随性可以写出来的！”

访谈中数度坦言自己很情绪化、喜怒无不写在脸上的流苏强调，阅读理论书籍时真正的技巧在于“深情冷眼”：“我喜欢沉溺的阅读，而且我也发现，每种理论都有其主观的一面；但我还是要采取‘冷观’的态度，这样才能发现一些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有时候越冷的文字，越可能寓藏深情。”

2001年对于流苏而言还意味着另外一番转折：从那时至今，她再也没写过一篇微型小说。
正如其他一些在学术和创作领域之间穿梭的作家所感受到的，流苏越深入地拥抱理论，就越是在创作时尝到被自身的理论目光逼视、苛责的滋味。

“我看自己的作品时，身后仿佛有一把理论的声音在说，嗨，你不能那么写！这种感觉非常痛苦！”她说，“我目前不写小说是因为写不出。要写好一篇小说不容易；不是不敢写，而是因为越尊重这种形式，便越不愿轻易去触碰它。”

流苏将写小说的综合技巧比喻成艰深的数学公式，她说自己还没有掌握好；展望未来，她暗暗怀着期待，却不认为自己可能在近期内重拾写小说的笔。
那你后悔吗？我问。
流苏马上说：“不。”

“偶尔我可能讨厌自己懂得多了反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但我并不后悔；我真的感激这五年来的转变。若说苦恼，最苦恼的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论述——虽然那未必全是我的问题。如果读到一位理论家与自己的思路相吻合，我就会特别兴奋！”
那一瞬间，旺盛的求知欲和发现的喜悦再度跃上女作家的双颊。

给流苏这样的共鸣和喜悦的作家之一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话题亦由此转向她眼中的女性作家，虽然她的阅读视野远不拘囿于此。
“她在1949年写成了《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我则到2005年才逐渐读懂这本书。如果之前读的话，可能许多东西我无法理解与体会。我佩服她具有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学等全方位的专门知识，把女性看得如此透彻！这本书我还在细细地读，禁不住就跟作者对话起来，写了《与西蒙娜·波伏娃的存在对话》。”

虽然自小在男权为主的家庭中长大，流苏却并不倾向于“大女人主义”式的女性作家。这些年来，一个个姿态与文风迥异的女作家更不断修改着“女性作家”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最早阅读张秀亚、张晓凤等女作家的作品，我想，女性的文字应该是温柔敦厚、优美感性的；后来龙应台出现，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极端——原来台湾女子竟也有这样的锋芒！”

流苏说，再后来阅读张爱玲时：“你会忘记她是男性还是女性。”

眼下流苏正在阅读的恰恰又是两位女性作家：师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与性格卓尔不群、见解睿智犀利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她们俩都非常有智慧，视野很开阔，各自在学术领域中享有盛名。尤其是桑塔格，她能够将平常的想法拓展成崭新的文化理论。我认为，真正的女性作家应该很了解自己的同性，更要了解异性。”流苏说到这里宛然一笑，“或许我不能够，但我希望自己也有一天能具备这样的见地。”

离开草根书店之前，流苏告诉书店主人，如果有现代主义方面的新著不妨帮她留意。

按照她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关、一碰到就会发亮”，那么对于流苏自己，“现代主义”会成为她未来数年的一大开关。继硕士阶段研究新华微型小说之后，她将博士论文的焦点圈定在“新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流苏说，她最喜欢的读书环境一定要安静，周围不能有人，还要有好的灯光。接下来，她准备把工余的时间都投注在“现代主义”的身上。
“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你看，现代主义作家中有一些是发疯或自杀的！”她调侃说，“但无论如何，假如没有阅读、没有思想深邃的人陪伴，不知道人生会多苦闷？”

作家推荐自己的作品：

好的作品自然会有读者，而读者读到好的作品，应该会想跟其他的人分享。好的读者还会不断地发掘好的作品，这样就不需要作家自己推荐自己的作品了。亲爱的读者，我这样说你懂吗？
不懂，没关系。有空的话，读一读《旷日情书》（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里面有一篇篇对话：跟熟悉的朋友对话、跟大自然对话、跟中外古今有智慧的学者文人对话、还有跟自己对话、跟思念的人与物对话；让你静静地、慢慢地、深深地思考。读着读着，你可能会有点累、有点闷、有点感伤、有点情不自禁，还是开始胡思乱想，无所谓，随着你的感觉去。
在写作上，我向来是“喜新厌旧”的。下一篇作品完成之前，眼下的那一篇，就是我的最爱——《伊的历史，伊的记忆》。

《联合早报·文艺城》15.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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