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书写@流苏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其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 係 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 係 。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再怎样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

给“ 棲 身与缓慢”书写者： 殷宋玮 棲 身书写，不是因为现实中的失乐园，它实则乃生命中的寻梦园。 殷宋玮《潮汐静止之处》 “尽可能慢”，在生活中，于电影中，如河中之水流草偃，如白墙上之摇曳树影， 皆一时光之雕刻，静止，固定，亘古，永远。 殷宋玮《慢动作》 亲爱的 S : 我是 PK ， 我自来殷宋玮笔下的无座标岛屿。构思论文时，吾师提醒，关注殷宋玮的散文作品。细读文本，深感它们有一种异质的表述方式，然而已被搁置在岛国文学场外 20 余 年，几近遗忘（重提 Y 留下的书写痕迹，希望读者看到本土创作另有一类风景，值得欣赏）。写信给你，因为你是 Y 的创造者，或者说 Y 是你的密谈对象，也是你自我形塑的身份 / 形象（ persona ）。在剖析 Y 慎密文字与笔法结构、幽微感受与深僻思考，即 “ 棲 身 与缓慢” 书写之前，想了解 Y 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这样追本溯源，挖掘作者意图，借前世今生解读文本，很不现代，对吗？何况，我是研究现代主义的，不运用现代批评理论分析文本，反倒来考究身世背景，对号入座，心很虚，写不下去，把草稿存档，起身倚在窗边，凝望东边沉沉夜色。 亲爱的 S ， 你那边现在几点？英格兰西南角的天色，还有气温，那冷的感觉，我试着想像。可是，没有画面、没有声音，要用怎样的方式阐释 Y 的存在及其意义？我是说，存在于我的研究意识里，虽然桌面上躺着《无座标岛屿纪事》（草根书室， 1997 ）， 然而硬纸皮书封和粗纸内页已脱落分离。并非我不惜物，而是它的装订实在不牢靠，翻来覆去，哪里有不散的理由。 Y 为什么有这么不寻常的想法（新奇的点子）， 出版一本这样异类的文集？翻阅不易，收藏不易，理解也不易， Y 到底要表达 什么？脑子里悬挂着无数问号，暗自抱怨；提示固然有洞见，探索却不容易。 要求作者细说从头，有多少记忆尚还清晰，多少需要重构？若“作者死亡论”击出，情何以堪！（迟疑，不敢把电邮送出）。 亲爱的 S ， 你那边天还亮着吧？夏的白昼，生活在他方，岛屿的潮湿与闷热，你不会挂念吧？那个时候， Y 是关心岛国的—— “ 这是 一块缺乏座标的岛屿……斩不断母体的近代历史脐带的畸形婴儿一厢情愿地致力改造建设……一些被殖民过的后裔也许比较坦诚地正视罪恶与沉沦的题旨，然而无法漂白的肤色终究阻碍他们深入骨髓...

早报《文艺城》2004.9.14  近日，身上有两种痛，一种是腰肌劳损造成的疼痛；一种是华初丢名造成的心痛。两种痛的成因虽然迥异，但同时交叠发作在一副孱弱的躯体内，情绪紊乱是预期的症状。 我体验着走向人生中途的复杂情境：该激情的时候，显得冷漠；该沉稳的时候，显得急躁；该爱的时候退缩，该恨的时候却懦弱；该死的时候像阴沟里的蟑螂拼命求存，该活下去的时候像熟烂的香蕉，外皮斑斑点点，内里软软绵绵。情绪在这么多该与不该之间徘徊，落泪是惟一的出路。 在一个腰肌阵痛的夜里，忆在电话中问我对华初改名的看法。当下肉体的疼痛使我的情感短路，我异常冷漠。想着南大复名的“教训”，这也不就是岛国教育史上的另一场“政治游戏”，讲多无味。 夜深，辗转反侧，痛楚不断，悲情来袭。 想到冯焕好老师常说的“薪火相传”、想到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我的路从黄城开始》；想到《华初文丛》为我出版的第一本集子《人生是花》；想到文福的《唱一首 华初 的歌》；想到《黄城夜韵》；想到二十多年来仍在身边的阿哲、阿宝；想到被我选作教学文本的“梁文福”、“柯思仁”、“蔡深江”、“李慧玲”。站在教育学院的讲堂上，我总是有意识地搜索那些来自华初的年轻眼神；想到生活里的欢喜忧愁、蜚短流长，总也离不开华初人，唉 …… 想太多了，眼泪就来了。 龙应台有一句话我感触极深，“当知识份子可以快意恩仇，作行政官员必须忍辱负重”。依我的性子，当“知识份子”显得浅薄，作“行政官员”又过于莽撞。在教育圈子里浮沉多年，荒谬的政策，霸权的官僚，我是经历过的。它们或像我腰背上的伤，反反复复，痊愈是不可能的；隐隐作痛是潜伏状态；到躺不是坐也不是的时候，就会明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既然华初改名已成（铁一般）事实（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体制会有一套“说法”让群众心服口服），无论感性书写： “我纯粹只是要表达对华初的难过和不舍；为一个不够好的理由弃名，华初想必哑口无言，任由未知的理想摆弄。” （蔡深江《丢名的难过》）或理性的表述： “我觉得华中和华初比较幸运的，还是可以决定怎么改，改什么。在这个决定学校的未来，决定校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相对独立自主的权力，不必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 （李慧玲《改名》），都起不了扭转乾坤或聊以自慰的效益。 我想失去就是失去；表面看来是失去一个“名字”或一种“称呼”，深究是放弃 / 遗...

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在《假托集》（Prétextes）中说：“一个作家每一卖弄，每一作态，每一句俏皮话，每一步必要的幽默，只是使他的作品的面目上多添一道皱纹。”这几句话可以借来作为对目前一部分新诗的针砭。属于卖弄之类作品的产生有两个因素：一种出于模仿，一种出于创造。模仿易，创造难。实则诗绝对的不可模仿，因作者自己有自己的气质，性格；抹杀了自己的气质与性格，去模仿别人的作品，只求外貌的相似，而忽视了内在精神底存在，就容易流于卖弄之流。新则新矣，那新不过是在自己面目上画上的几条皱纹而已。诗贵创造，乃无疑义，现代的每一个诗人均应具创造的精神。创造乃是不遵循传统，而以新的观点，新的处理手法来从事创作，如作者新的思想和新的表现技巧，没有培养成熟，只凭一种“新”的观念作无法则的追求，那不过是一种实验。有的作品经过这种实验而接近创造的阶段，有的则流于标新立异，卖弄与做作。因为，诗绝不能以幻象来作作品表现的根据。它所根据的应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脱离了人性真实的一面，必然缺少对人类文化的真价。卢得（H. Read）说：“前意识中的产物必须与正意识的品质完全吻合”，所谓“正意识”便是属于人性的东西，幻象本身并无诗的价值。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9）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属于新的艺术，绝非卖弄的作品，因为他的艺术撕破了人类的假面，揭开了曾经被传统文化所掩饰的人性的真实。新的艺术之所以反叛传统文化，乃是反叛传统文化的虚伪与因循。新的作品，脱离了人性的真实，那便形成了一种新的虚伪，新的虚伪自亦在在摈弃之列。这种虚伪的形成，是出于作品“才华”的卖弄，亦是出于创造动机的满足。有些作品，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但是假诗，“新”与“旧”是时代观念不同的表现，“真”与“假”则无时代的划分。新与真的一致是创造，新与假的拼凑，则是做作。真是出自人性真实的表现，假则无任何根据。纪德又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因有一种挂念，即是使自己成为最人性的（devenir le plus humain possible）。换言之，也即成为平凡的（devenir Banal），而因此，他返到达了真正个人性与独创性。相反，躲避人性而只顾一己的作家，其结果没有不成为乖戾、怪异与偏颇。” 现...

1933年中法大学“泉社”五诗人朱锡侯、贾芝（贾植芳）、沈毅、覃子豪（右二）、周麟。 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1844-1900）说：“动物之中只有人会笑，因为人所体会的痛苦最深切。”这种笑不过是痛苦的暂时的解脱。人之所以把痛苦体会得最深切，正如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1880-1923）所说：“由于欲望和压抑这两种力量冲突所产生出来的心的伤害。”又说：“除了非常幸福的人，或者没有生气的老年人，人们就不得不成天受着这两种力量冲突而来的苦闷与烦恼。”“我们的生命力越旺盛，这种苦恼也越激烈；而一面也在内在的生活的深处，即无意识的心理之底，积蓄起无数为痛苦而深刻的伤害。同时，尝着这种苦恼，作着这种战斗，当人们向着如此的人生历程前进，这时所发出来的呻吟、叫喊、怨叹、号泣，以及欢呼的声音，那就是文艺；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想死心又不能死心，想作罢又不能作罢，当人们对人生抱着如此的恋慕和执着，这时所发出来的诅咒、激愤、悲伤、憧憬，以及赞美的声音，那就是文艺。”厨川白村把产生文艺的根源，作了一个透彻的剖析。对人生恋慕愈强，所遭受的痛苦愈大，而表现于文艺也就愈深刻。 十九世纪末，法国文坛的所谓“世纪末”（Fin de Siecle）这一名词，这名词就代表了一种厌世的态度。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9）的《恶之花》（Les Fleure du Mal）诗集，就是“世纪末”病态的代表作。他能深切地表现出人生的苦闷与烦恼，就是由于波德莱尔的欲望和压抑这种力量冲突所产生出来的心的伤害，特别深刻之故。《恶之花》在诗坛上表现出的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复杂而深沉。而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的诗，是表现灵与肉的苦闷，显示了深刻性的另一面。 物质愈文明，人类的欲望愈大，其所遭受的痛苦就愈深切。美国诗人艾略特（T.S Eliot,1888-1956）在其《普鲁洛克的恋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诗中的一句诗：“我用咖啡匙量出了我的生命,”（I have measured out my life with coffee spoons）这句诗把现代人的悲哀的思想作了一种极为深刻的表现。美国女诗人密莱（Edna St.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