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苏卷·序》：关于书写的旅程——理性滋养感性

“以前我讨厌文学理论，我想创作应该是感性的；如果理论读太多、变得太理性，我怕自己就写不出感性的文字来了！”流苏回忆最初的担忧。“但我后来发现，理论能够滋养创作，让感性的书写更添一层维度。发现这种不同让我非常兴奋，也更喜欢文学理论。我想我没有失落感性，反而有了新的收获。” （应磊《文艺城·作家与书系列：流苏专访》）

这是2006年的一个午后，《联合晚报》记者应磊跟我作访谈时的话语片段。对于文学理论我是否还是喜欢，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不过，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它已是必要的元素，甚至成为思维的核心。这么说来，我好像离不开文学理论了。是吧，有些元素一旦融入思考的主体，确实很难辨识其成分及影响了。所以，用“理论滋养创作”是一个像我这样；做研究不够专心，从事创作不够积极，两岸来回摆渡的作者的理想，也许说它是“梦想”更恰当。

于是，在每一次做“梦”的状态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也难以分辨，而理性和感性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相互撞击，有时擦出绚丽的火花，情绪亢奋，很有满足感。有时胶着在一起，停滞不前，意志沮丧，最后只能放弃。因此，从2003年出版《旷日情书》（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这本散文集至今，六年来，我只写了十六篇，一年还不到三篇，从量方面来说实在太少了。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生产力不高的作者，所以庆幸，我不以写作为生。然而，数量少并不暗喻质量好。这一点我是清醒的。唯一可以转嫁的理由，也是现实的境况，就是工作忙碌。写作于我真的太需要安静从容的时间与空间，还需要不同的生活体验与感悟，这些都是忙乱日子里的奢侈品。因此，再次庆幸，多年来我还能从汲汲营营的日子里掰出一点闲暇，享受寻梦的时光。所以特别珍惜匿藏在缝隙里的欢乐，把每一次书写当成一趟旅程；到心灵最深处寻幽探密，不时发现自己和自己的记忆；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疏离，有的执著；有的沉郁，而有的洒脱。一段段旅程，不管最终去到哪里，还是回归原点，往返之间，总有所获。

在整理这仅仅的十六篇稿时，却发现有些文字几乎被我遗忘。在2006-2008年间，尽管日子忙乱，不少生活里紊乱的思绪、琐碎的感受、纠结的心情都记录在自己的部落格里（这个空间还是学生为我创设的，渐渐成了我“抒情”的场域）。这些文字没有太多的修饰，组织结构也不严谨，篇幅也都不长。不过，一篇又一篇的重读，竟也读出点滋味。它们没有日记的私密，虽然记录着这段日子里的喜怒哀乐，它们也不算创作，我对创作的文字比较挑剔。可是，它们的存在痕迹好像不能轻易从我书写的旅程中删除。于是，我为它们做了一点点修整，把过于口语的文字稍微润饰，让它们阅读起来较为顺畅。这样，我好像又经历一次小规模的重写。一番筛选整合之后，成了一组“部落格篇”，并将它们分类为三个部分；抒情想象（十二篇）、阅读想象（八篇）、感官想象（十一篇）。每一个想象空间里的文本，共同构筑那种想象给予我的所思所感。所以，这三十一篇文本像漫漫旅途上岔开的一条小路，而歧路上的风景，就任由读者随意去阅读。

回头审视“主流”的书写旅程，若要归类，我想一类是作者跟自我的“私语”，一类是作者跟他／她者或他方的“对话”。不过，私语和对话也不是绝对迥异，泾渭分明的，不经意它们就重叠在一块，让人分不清远和近、亲与疏、虚或实。或许，文学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就是它的魅力所在。至于书写技巧的好坏或优劣由读者去品评，作者不能太在意。

这本《流苏卷》里除了收录十六篇写于2004-2009的散文之外，另外三篇，即《加尔各答的告别》、《重读一条街的历史情境》、《致张爱玲之上海互文书》写于2002-2003，已收录在《旷日情书》里，再把它们收进这本选集，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我最初挪用文学理论的实验品。只有把它们放置在十六篇的前面，才能清楚的呈现“理性滋养感性”的书写脉络。同时也把2001年写的《从您美丽的流域开始……》和《旷日情书》及1997年的《给西藏小子的信》三篇收入，它们算是我尝试对话书写的重要记录。我曾说过：“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对话，跟熟悉的朋友对话、跟大自然对话，跟中外古今有智慧的学者文人对话、还有跟自己对话，跟思念的人与物对话。”此外《联合晚报》记者应磊的专访文章：《文艺城·作家与书系列：流苏专访》详尽的梳理了我的书写旅程和思考方向，而且“理性滋养感性”就是来自她凝练又富于深度的专访标题。我把这一篇当压轴文章，作为这本选集的总结。谢谢她让读者认识流苏，也让我更了解自己的写作道路。

这里，可以给读者提供两种阅读这本《流苏卷》的方法：
第一种读法是以“对话篇”的《加尔各答的告别》为起点，沿着《重读一条街的历史情境》慢慢进入《致张爱玲之上海互文书》、《重识上海——复旦周边日记》、《纯粹悲情》、《与西蒙娜·波伏娃的存在对话》、《梦与欲望》、《伊的历史、伊的记忆》、《一个女子跟七个男人的对晤——孙爱玲小说〈人也·女也〉里的男性语境》、《双城日志》，读到《海角2008及其复音变调》，那些关于文学理论的挪用及它们跟作者的思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读者在这里会有所发现。

第二种读法带有窥视的意味，请到“私语篇”的《给西藏小子的信》、《从您美丽的流域开始……》、《旷日情书》、《关于“鬼迷心窍”跟我的“恋人絮语”》、《告别的年代》、《谁带走我的英雄主义》、《疼痛纪事》、《窃窃私语》、《林妹妹走了！》、《回忆与忘却》、《秘密花园》等文本里逗转，作者的心思与情感应该就不难把握。

有没有其他的读法？肯定会有的。我们的周边存在着各种不同阅读能力的读者，自有他们解读文本的途径。

既然这卷子里的文本从特殊的语境里生成，我当然重视，且异常珍爱，更在意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整体姿态。这一点虚荣我不会掩饰。能将它们结集出版得感谢青年书局给予的机会，还有主编林臻先生对这一系列散文选集编辑工作的尽心尽力，我由衷敬佩。

最后，若不是文学的兼容性特别强，文学理论的场域无限开阔，我的书写旅程也不可能有这么一场又一场自由随性的尝试与实验。所以，在还能够不断阅读、思考、研究、写作、游走的岁月里，文学仍然是我的最爱，理论也一定会在旅途中相伴相随。感谢，一路上有你们。

28.3.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