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爬在虎穴边缘的蔷薇

“如果报纸是一座都市，则副刊正如层层叠叠的建筑物之间，开出一片翠绿的公园，让市民从容享受宽敞幽静。而形形色色的专栏与专刊，正如公园四周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剧场。一座都市如果没有这些，就太单调、太现实、太没有文化了。” （《凭一张地图》：页54）
余光中在1985年的一篇题为《舞台与讲台》的文章中对香港报纸的副刊提出批评，认为它们“抒情既不怎么文学，主知也不怎么文化”。

查找资料的当儿，不经意地读到这篇文字。停下工作，想想，一座都市，即使有了外观挺相样的“图书馆、博物院、艺术馆、剧场”，却没有好好地培养市民的阅读习惯、观赏嗜好、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重视，所有的建筑不就只是生活中的海市蜃楼吗？不过，这个比喻确实点出了副刊对一个城市的文学的催化效用。
眼前，摊着一叠叠发黄的《文艺城》，藏着整整二十年的文学记忆。年初，从培芳优雅的寓所迁移到我东部书房清冷的地板上。我没敢大动作翻阅它们，担心眼皮敏感，承受不住报纸日积月累的尘埃，开始发痒。
约培芳喝茶前，她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我能回答你什么问题呢？”似担心她不能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参考资料。我则期待看到当年的编辑看着自己昔日的“创作”，有怎样的一种神情？
培芳凝视《文艺城》的神态，单纯地说就是一种深情。

像R翻到自己的那一张剪报，嘴角不禁流露一抹骄傲，又矫捷地将它吞回，用一种不合时宜的口吻说：“这是在下”，掩饰“生命探索者”的自负。他老同学歌词里唱着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城市书生”，把热烈的青春和冷静的思考留在《文艺城•年轻族群系列》中，诚如殷宋玮的评析《以理御情的创作者》（《文艺城》14/12/1989）。我倒觉得应合了英国反战诗人西格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的那句诗：“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出自In me, past, present, future meet）理性和感性，阳刚与阴柔本就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也是文学创作的本质内涵。

培芳把她在《文艺城》的七百多个昼夜，许多外行人难以理解的编辑艰辛，折叠得整整齐齐，顺序排列，完好无损地给了我。这份深情，我将如何诠释，怎样收藏呢？
套上塑料手套，戴上口罩，静夜里 ，掀开一叠1990年的《文艺城》，空气里飞散着过期报纸的霉味，一边翻看，一边喃喃自语，怎么这么精彩啊？
1989年9月到1990年10月陆续推出的文学专题讨论及访谈，《火花系列（1）至（12）》，现在回顾，无论深度或广度绝非一般性质的文学报道。编辑对华文文艺的重视可从《火花系列（1）：日本学人眼中的新华文学》版头上的按语了解：
“推动我国的华文文艺，除了发表本地作家的作品之外，时不时举办一些座谈会、自由谈、专题讨论或访谈，也能刺激我们的文学思维。我们希望通过文学思想的交流，击亮智慧的火花，也给《文艺城》带来些活力和感动。”（《文艺城》3/9/1989）

单是读着一系列的“标题”，文学悠悠的清馨已叫人微醺；如《现代文学与现代人——余秋雨答客问》（《火花系列（3）》29&30/10/1989）、《政治•文学•两性关系——陈若曦答客问》（《火花系列（5）》14/6/1990）、《另一种文学奉献——瘂弦答客问》（《火花系列（6）》27&28/6/1990）、《都会文学与都会作家——东瑞•周维介•尤今文学三人行》（《火花系列（7）》1/8/1990）、《诗路回首——林绿•王润华文学对谈》（《火花系列（8）》13/8/1990）、《文学——我的精神病医生：郝毅民医生谈他的精神“自”疗法》（《火花系列（9）》29/8/1990）、《不薄今人爱古人——文学观察家李瑞腾细说以文学回馈社会》（《火花系列（10）》17/9/1990）、《走过深山邃谷——我所认识的庄淑昭》（《火花系列（11）》30/9/1990）、《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文学——听叶维廉教授一席谈》（《火花系列（12）》17/10/1990）。
苦思冥想，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留意到它们？无奈，怎么都想不起，意识里似有一大片记忆被删除，空白得叫人心悸。

低头太久，一抬头，颈背阵阵酸疼。可是，亢奋一直还在。归途的泛岛快速公路上，眩目的灯火搅乱视线、提着沉甸甸一纸袋旧报纸上楼，脚步缓慢疲乏，精神依然亢奋。
“今夜可能要失眠了。”给培芳回简信时，喝着冰凉的Carlsberg，想借微醺昏昏入睡。然而，心底有话，在模糊的意识里浮荡。有心用心的副刊编辑，策划一版又一版概念独特，设计新颖的文艺副刊就是“创作”。是的，正如瘂弦在“答客问”里所说：
“在创作上，这些年我是耽搁了。但我一直是无怨无悔，我觉得我编副联、创办《联合文学》，这种种工作在意义上，并不下于我从事创作，我认为广义的说，我编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作品，这是另一种奉献吧？我觉得写一首诗是奉献，编文艺副刊或刊物，也是奉献。”（《文艺城•火花系列（6）》28/6/1990）

喝着Latte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对培芳强调，这是您的“创作”。她深情地看着“我们的心在痛”（《文艺城》14/6/1989）这则标题，娓娓描述版面上滴下的“血”本来是黑色的……后来在下版前变“白”了。
“……我只是痛心/为两个抽象的字眼：民主/ 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令我一生都难过”（吴垠《痛心》刊于《文艺城》14/6/1989）

我能感受，她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此刻阅读那则用灰色阴影圈起来的“编辑手记”，仍有一股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泛黄的版面上勃勃脉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个黑色的日子……这桩惨案在各地所造成的巨大震撼，从《文艺城》最近所收到的踊跃诗稿中可反映出来。另外，最近来参加文艺营的台湾作家蒋勋和香港作家也斯针对这事件而创作的作品，可看出这两位诗人的艺术手法都表现的出奇却感人的冷静，深刻地诠释了他们的内心感受，与本地作品有所不同，值得我们注意。”（《文艺城》14/6/1989）

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收藏旧报纸，堆满一屋子。翻阅旧报纸的感觉有一种浪漫，仿佛跟旧爱重逢，温习曾经美好的过往；又像是一种理想的求索，在荒凉贫瘠的路途上存有希望。
错综紊乱的思绪，在闷热的静夜中浮浮沉沉……谁会关注我们的文学发展？又有谁来发展我们的文学呢？这样的提问并非我个人的呓语。在1989年6月12日的一次“坦诚而深入的文艺交流”（《文学发展与发展文学：文艺营受邀作家与本地作家座谈》刊于《文艺城》19，23&24/7/1990）中，中港台新的学者与作家，就已针对四地的“华文文学发展情况及各地如何推动与发展文学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蒋勋指出：
“有些人责怪环境使文艺变质，我看不能太责怪客观环境，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和环境隔绝。客观环境其实是一种挑战，我们不需要逃避，也不必投降。”（《文艺城》24/7/1990）

二十载岁月悠悠，物换星移，中港台华文文学肯定没有逃避客观环境，也没有向环境投降，它们的发展与演变，已到我们追赶不上的速度和距离。事实上，我们也得承认我们的起跑点较人家落后。然而，这二十年，我们又做了什么？身在本土华文文学处于弱势的岛国学术场域；无论是创作、教学还是研究，后两者最堪忧，无力感深若幽谷。悲观不是对自己的文学没有信心，是太了解大气候对人心的潜移默化，务实毕竟也不是罪。

接到ZC剑桥来邮，秋天将远赴耶鲁，研究有关“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他说打算利用博士研究的契机审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式微的历史语境。我们的文学研究后继有人，兴奋地给他回复，为有年轻人用学界前缘理论探讨本土华文文学，倍感欣慰。却又想起，YZ离开岛国后表示已不再想做新华文学研究。话语里的失望与放弃，也许是我的敏感以致过度诠释。ZC说不愿永远离散，他会回来的。唉，“留守”或“离散”有时也不是个人意志能掌控，人的离散跟文学的离散好像冥冥就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命运线在牵扯。

翻阅1988年12月《文艺城》推出的十二期《年轻族群系列》，人与文学的演变或发展，不就在这条命运线上缓缓蔓延、渐渐离散吗？这个系列介绍十二位当时较受瞩目的年轻写作者及他们的作品。在刊登前一天做了一个“宣传”，题为“年轻族群——文艺出击”：
“在传统与现代交织，文艺面临考验的今天，十二位年轻人秉着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与期待，将在这微寒的岁末相继登场，一如照片中的建筑工友，他们将以现代的笔，参与保留这源远流长的文艺传统，共展未来。”（《文艺城》4/12/1989）

文艺在哪个时代不面临考验呢？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如此，这个世纪更不可能乐观。然而，若还有用心又深情的副刊编辑，仍然坚持文学的编辑理念，给文艺传统展现的空间、给年轻写作者发挥的空间、给读者优质的阅读与思考的空间，我想本土华文文学即使弱势，也能在虎穴边缘绽放朵朵蔷薇。
像这个《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年后细读文本，仍有一种惊艳。从它的构思、筹划，到标题、副题、图片取景、编者的话等版面设计，详尽的评述（林康《〈年轻族群〉系列扫描：从园林一隅窥见生机》刊于《文艺城》22&23/1/1989），再加上一星期三天，连续四周刊登十二期。每期一整版，作品之外，还有一篇作者之间相互评析的关于个人及创作特色或经验的短评。这就是新华文学盎然生机的漫延，也是副刊《文艺城》文学价值的显现。
瞧，谁是年轻的族群？
年轻是——坐在儿时的跷跷板上，面对传统的旧屋子。
年轻是——“假如我爱你，与你何涉”。 （系列（1）蔡深江）
年轻是——“妖兽都市”。（系列（2）洪笛）
年轻是——“走过一片森林”。（系列（3）伍木）
年轻是——“走在诡异世界的寂寞人”。（系列（4）圆醉之）
年轻是——“生命的探索者”。（系列（5）柯思仁）
年轻是——“其实你也认识他”。（系列（6）殷宋玮）
年轻是——“年轻的心已习惯落拓”。（系列（7）乔克岑）
年轻是——“激情之中见委婉”。（系列（8）采凡音）
年轻是——“生灵的感动”。（系列（9）洪振隆）
年轻是——“愿煮一壶豪情”。（系列（10）木子）
年轻是——“灵性在呼唤”。（系列（11）黄广青）
年轻是——“青春善感的痕迹”。（系列（12）韦铜雀）

后来，编者在该系列的“总结篇”里对十二位写作者的整体观察与创作表现，提出三个关键话语：“闪烁智慧之光”、“负起传薪任务”、“不断自我超越”（《文艺城》22/1/1989），如今应该可以验证“成果”，若有后来者愿意投入新华文学研究。
余光中说：“……主知的副刊，则以文学创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读之有味的专栏，和较有深度较为长篇的评论文章，研讨的对象则遍及文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副刊最具社会教育的使命感，所谓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这里。主情副刊的编辑，应有文学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编辑，应具文化的修养。” （《凭一张地图》：页54-55）

读到这里，想起培芳的眼神，还有她前后，不同时期的《文艺城》编辑们；主知或主情，甚或两者兼具，都要感谢，我在你们的文学情操和文化修养里一路成长。

流苏
13/3/2010

刊登于2010年5月7日《联合早报·文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