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情境的反讽——谢裕民《假如你到马尼拉》

本地导演陈哲艺因电影《爸妈不在家》Ilo Ilo找到失联多年的菲佣Auntie Terry,很感人。
更多新加坡家庭的小孩找到了吗?还是失去了什么?
生活、文学、电影可以靠得这么近,又那么远。

谢裕民《假如你到马尼拉》

假如你到马尼拉,你一定要到新加坡街逛一逛。
到了新加坡街,你一定要尝一尝“林太福建面线羹”。
“林太福建面线羹”的老板并不叫林太,林太是我祖母;我奶妈对祖母的称呼,我奶妈才是老板,她叫索咪,是我们的菲律宾女佣。
之所以向你推荐,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祖母说我们福建人一定要懂得煮面线羹、讲福建话。妈只会讲不会煮,她也是福建人,但没空学,知道我喜欢吃,叫索咪更祖母学。
索咪在我们家整十年,直到我上中学才回菲律宾。妈不肯放她,索咪告诉妈她儿女大了,要回去看他们,妈才放人。其实,最主要是祖母去世了,妈又待她不好。
索咪走时我大哭一场,她答应给我写信,她走后七个月果然来信,说马尼拉现在有一条新加坡街,卖的全是新加坡食物,有广东煲汤、海南鸡饭、潮州卤鸭、客家红枣鸡、福州鱼丸。她也在那里开了一间小食店,卖的就是祖母教她的面线羹。她忘不了祖母,就用她对祖母的称呼作招牌。
所以,假如你到马尼拉,一定能吃到很多新加坡已经吃不到的小食。
新加坡街很长,你随便吃点什么填饱肚子后,可以继续往下逛,不必十分钟,你就会发现那里全是教学中心,教的全是新加坡华人的方言,其中有一家叫“安溪福建话中心”的主人是我认识的,你不妨进去用福建话跟她打招呼,中心的主人叫莫妮,是我祖母晚年行动不便特别请回来的。莫妮刚来的时候一句福建话都不会讲,一年后她就可以教我福建话,可是妈不允许,要莫妮用英语跟我交谈。三年后祖母逝世,莫妮已像个福建人,以福建祭礼葬下祖母。
莫妮跟索咪走后我非常无聊,常想起祖母说过,我们福建人一定要懂得煮福建面线羹、讲福建话,我却一样都不会。我时常想,以后我有钱一定到马尼拉去,除了看看我的两个福建朋友,最重要的是尝一尝面线羹。
如果你的菲律宾女佣也回国了,我们不妨考虑结伴同行,作一次文化考察。

(此篇选自谢裕民《世说新语》(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页38-39。)

作者简介:谢裕民,新加坡作家,曾多次获得“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奖项。1993年获得“新加坡青年艺术奖”。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06年及2010年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类)。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世说新语》(1994)、《壹般是非》(1999)、《重构南洋图像》(2005)及中篇小说《m4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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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6期· 星期5周报·文学,看招!》5/9/2008

语言与情境的反讽:经历一场“文化转移”的荒诞情境(流苏)

“假如你到马尼拉”,这题目是一个引子(Trigger),能让读者产生不同的假想。去马尼拉要做什么呢?其实作者已经为你计划了。你一定要到“新加坡街”逛一逛、一定要尝一尝“林太福建面线羹”,还要顺便去“安溪福建话中心”看“福建朋友”。这是一种怎样的旅游活动?小说的结尾提供了答案:“如果你的菲律宾女佣也回国了,我们不妨考虑结伴同行,作一次文化考察。”原来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
不,这是一个反讽(irony)或也称作“语言的反讽”(verbal irony)。叙述者公开表达的意思不同于他实际意指的暗含的意思;也就是事实与表象是相对立的。实际上不是文化考察,恰恰相反,是去寻找遗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福建人的传统文化会转移到马尼拉呢?
作者运用反讽的手法,陈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里流失的传统文化,在异地得以保留,最后主人公反而要到他乡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作者刻意呈现一个“文化转移”的荒诞情境——马尼拉的“新加坡街”,用来隐喻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危机。
叙述者是福建人家庭的第三代,祖母说“我们福建人一定要懂得煮福建面线羹;讲福建话”,可是他一样都不会。他的母亲不会也不愿意学,也不让孩子学。反而是从异地来谋生的女佣学会了,由非福建人煮福建面线羹给福建人吃、教福建人讲福建话、用福建祭礼下葬福建人。这不又是一个反讽吗?这叫“情境的反讽”(situational irony),本来应该悲哀的事,却让人觉得好笑。或者反过来,看似荒诞的举动,其实隐藏着深层的悲哀。叙述者说:“以后我有钱一定到马尼拉,除了看看我的两个福建朋友,最重要的是尝一尝面线羹。”这句话看来很合情理。叙述者想念跟他相处多年且感情深厚的女佣,更怀念她们煮的传统美食,去马尼拉拜访她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它的不合理性在哪里?“福建朋友”、“福建面线羹”,为什么不能在福建人生活的地方找到?这种“文化转移”是自然而然的吗?
作者在篇首有一段话,应该是《世说新语》出版时才写上的:“假如马尼拉真有这么一条街,要感谢我们年轻的父母对文化出口作出贡献。”如果你掌握了反讽的含义,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技巧,并且理解他的意图。有趣的是小说刊登后,作者收到一封菲律宾读者的来信,对所描述的“新加坡街”很感兴趣,想要它的地址(〈追踪新加坡街〉见《世说新语》,页40-41)。虚构的小说遇到认真的读者,还真不知是喜是忧?后来希尼尔也写了一篇〈我来到马尼拉〉(《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回应〈假如你来到马尼拉〉。你不妨找来读一读,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关于“反讽”的概念可参阅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页1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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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mu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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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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