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到彼岸
“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在新店溪……一样的尘埃，一样的在风中堆积……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我和你”——意识里沙哑的嗓音有一股幽柔的张力，跟强劲的电子乐抗衡。
转进巷子前，看到对街口有家还没开门的牛肉面店。心想，跟老师下来吃碗牛肉面。后来，没说出口，虽然我饿。她什么都没兴致，吃的、喝的或出门，都不要，只不间断地抽着她的烟。轻烟里，有她的任性、固执和一种独处的坚持。聊了一个下午，就这样看她缓缓地抽了一个下午。后来HL在简信里问老师还抽Cartier 吗？“Cartier”? 我的记忆里没有牌子，连烟味也没有，只有一缕一缕，白飘飘的氤氲，在脑海里盘桓。当下，问了一句，您还抽烟啊？不抽，我在这屋子里，还能干嘛！
去年十一月，萧老师突然离世，走得太匆匆，没有告别，老师一直难以释怀。HL担心老师一个人生活孤单，呼吁同学们若到台北，就去看看她。
书写至深夜，思绪纷乱，惟酒精能安抚，耳蜗里响起：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哀。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声音又像是从外面传来的，窗外昼夜不歇的地铁工程噪音是机械性的单调，这音韵有致的吟诵声是——老师的声音？不可能，那是二十多年前的课堂。幻听吧？有时我也听到身体里的其他声音，还带着隐隐的刺痛，埋怨我把它们伤得太深。
三月，带着书写的焦虑到台北，见到老师，有一点放心，又有些怅然。声音依然清脆，容颜略微憔悴；至于心事，不能触碰。只在拥抱中感受她藏匿的哀伤和佝偻的身子。想把买来的一篮草莓洗净，她说不吃；放进冰箱，她说别碰，就搁在那里。谈话间，不时看一眼茶几上鲜红肥美的草莓，意识里垂涎欲滴。明白老师的孤独，除了萧老师，其他人的陪伴，无济于事。
老师问，你就舍得新加坡的薪金啊？记得还有人对我说，你赚够了！想起两年前放弃的合约，悔意，没有，且越来越感到庆幸。偶尔还会做一些跟职场纠葛有关的怪梦，醒来精神虽恍惚，却觉得开心，我离开了。眼神里的唾弃，大概也掩饰不了，转身的刹那，让人羡慕，还是气愤？不过，别自以为是背叛，出尔反尔的人没有资格跟我论道义。木心说：“被你抛弃的人，后来都堕落了。和你一起的人，多多少少有成绩。这就是生活中的快乐。”
老师说，台湾学界比较尊重人。我父亲从中研院退休直到过世，这么多年，他们还保留他用过的一张旧书桌。烟雾，从她唇齿间悠悠吐出，不记得第几根了，仿佛往事如烟。是吧，岛国学界选择尊重权势或者更重视制造业绩。荒谬的人事，回想起来，就是荒谬。
回忆岛国日常生活，老师眼睛发出亮彩。新加坡开车多舒服啊，哪像台北！“舒服”？哦，那是您在的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吧。老师现在还生活在岛国，更不会要出门。开车呢，会跟我一样吗？从西部一路碎碎念到东部，年轻同事已经“出国”回到新山的住家，我还堵在“岛中央”，回不到十多公厘内的家。还是重复在熟悉的地带迷路？兜兜转转，怎样都找不到旧时路。
一次不想为找路而伤脑筋，选择搭德士，跟司机聊开，他说：“我每天在路上跑，两三个礼拜没走哪条路，就改了！我说真话，没骗你的。”听司机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受多了。近来，开车走错路，总是怀疑自己的视力与记忆力，原来不是我个人的问题。确实，路没错，是改了。岛国的道路变换得太快了，实在“改得太厉害了！”当然，我也应该承认，自己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差。只是，在自己出生、成长、熟悉，最终安息的土地上迷路，惶惶而不安，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记得刘太格曾指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城市的足音”；有“往前冲、快步走、稳步走、往后退、不进不退”，最糟糕是“赶”；就是不经思考做事，而更甚者是“跳过去”。他建议适合岛国的“城市足音”是“稳步走，不慢，偶尔冲一冲”。四十多年来，我们很努力的往前冲、快步走、甚至赶到很多阶段都跳过去，以致后来要收拾残局。是不是该停一停，稳定脚步，不为追赶、不盲从超越，再启步慢走？“偶尔”，就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选择性的“冲一冲”，可能吗？
还好，老师回到台北，继续她的教学和研究，完成她的文学史专著。老师在史著〈后记〉提到：
“独自完成一部中国文学史，虽然稍嫌寂寞，总算了却了多年的宿愿[……]动笔写一部完整的文学史，不但需要个人的傻劲，更需要亲人的体谅。所幸家父王叔珉与外子萧启庆，均属学术界中人，眼看我轻忽日常家务，只顾坐在电脑面前或沉思默想或按键敲打，从来未曾责怪。启庆还经常玩笑的点出：我们两人，自从身为研究生赶写报告的时代，生活品质就始终没有怎么改变。的确，这是选择学术研究为生涯志业的必然结果，也是我欣然接受的人生途径。”
细读老师的《中国文学史新讲》，就能体认行文之严谨，史料之周详，观点之明晰，视域之多元，总总治学的态度与原则，都是她不好出门远游、忽视日常家务、拒绝应酬交际，换得时间与宁静，以专注思考及书写的成果，或也是孤独的代价。然而，孤独对学者已无足轻重。只是，当时老师身边有父亲和先生，如今她一个人，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坐在缓慢民宿玻璃窗前，望着远处翠绿绵延的山峦，巴士在通往九分的山腰公路上踽踽爬行，跟前电脑屏幕上是“现代主义拓荒者”的章节。心不安定，焦虑衍生，再细致的慢活也徒劳。不过，沁凉的天气，让思绪变得清明——“书写语言”无法表达“思想语言”，连带“说话语言”混乱，以致“身体语言”变迟钝。实则，一切皆虚幻，主体的存在亦然。
五月，某个傍晚，在暗室里，全神贯注地浏览《南洋商报》的缩微胶卷，接到阿哲发来“舅舅病重”的简信。愣了一下，冷飕飕的黑暗包围着，听到自己沉沉的一声叹息——“唉！”瞬间，眼泪落下。
灯下映现的是八十年代的新华文艺语境，身在二十一世纪设备完善的国家图书馆内，心底涌上来的，却是九十年代个人的感伤记忆。时空交错，超我是身体外独立的个体，冷漠地站在那里提醒自我，不要轻易流泻感性，用你的理智思考。
好一段日子，意识与潜意识不断在抗争，身体变成战场，五脏六腑骚动不安。梦境如现实生活，现实又像噩梦。接着，一个、两个、三个噩耗传来，书写偶尔中断，情绪陷入抑郁。此时，本我冷言相讥，你真的这么重情吗？自我也很疑惑，超我道貌岸然。
八月，阿哲的舅舅走了。翻看那年为他写的〈人生自是有情痴〉——“这一生若有一个这样的‘情痴’在我死后仍岁岁年年牵肠挂肚的叨念着我们的过去，我想我真的‘死而无憾’！”终于，他们都摆脱病痛，终止思念，到彼岸重逢。心里有一种宽慰，死亡，是幸福的。不是吗？
“原来死亡比烟火还缤纷”，日本插图艺术家寄藤文平在《死的型录》为死亡做了多种面向的阐释，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可是，理性的论述死亡，跟死亡靠近，近到措手不及之时，没有什么措辞是恰当的。所以，九月的那个早上，看到YM的讣告，我坐在厕所里不断的流泪，不断的流泪，内心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怎么会这样？几乎整个月，坐着书写、躺着失眠、散步沉思，想到YM，连着想起世纪末那一段欢乐时光、隆重的婚宴、突发的丧礼——无声的画面交叠拼贴，眼泪又不住地流，感觉巨石压在胸口，呼吸困难，是哀痛吗？我，其实不太肯定。
跟R对饮，有的人，只有在走了以后，你才知道他在你生命里的位置。我说。他凝视，默默点头，只答，也是。所以，死亡，也是你我随时要准备的功课。他认同。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不会来！不是悲观，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一直不敢碰衣柜里挂着的那件黑色雪纺晚礼服，十三年有余，应该没有什么场合会再穿上它。YM，你若不这么匆匆离开，或许我会把它送掉。回避了好些日子，反复思量，留下它，作为上世纪友情的印记。也许会穿着它到彼岸与你相逢？抬头，房前天花板上垂挂的风铃，偶尔会叮铛作响，你送的，挂了十七年，就让它继续挂在那里吗？你只是懒得动手拿下来罢了，本我嘲笑。
从老师家回来，才知道罗斯福路上，光秃秃树梢上开着的是“木棉花”。啊，大朵大朵，没有绿叶陪衬，红艳反而显得暗沉，而且三几株兀自站在街道旁，神态落寞。只是，黄梦麟的那首民歌《木棉道》却在脑中挥之不去：
“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木棉道我怎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木棉道我怎能忘了，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啊……爱情就像木棉道，季节过去就谢了；爱情就像那木棉道，蝉声绵绵断不了。”
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感受和记忆，分析起来可能错综复杂，但本质也许极为单纯，在心里，忽隐忽现，就是忘不了。，忽隐忽现，就是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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