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文学原乡」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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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学原乡」的追寻 |
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政府提供一项「公共服务委员会海外奖学金」（Public Service Committee Scholarship for Teaching），给高中毕业生或非大学毕业在职华文教师，到台湾国立大学或台湾师范大学修读中文学位课程，目的为本地培养华文师资。于是，获得公费保送到台湾深造的学子，浸濡在人文风气蓬勃、创作氛围活跃、艺文活动多彩缤纷的校园，加上大学周边书店林立，可接触到的中西书籍刊物种类繁多。当时小剧场运动与演出也很兴盛，各类国际艺术电影也都有上映，台北生活可谓丰富精彩。故在自由多元的学习环境中受到的潜移默化与文学刺激，比单纯阅读书刊等平面媒介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十多年间（注释1），
自然地，「文学台北」成为这些年轻写作者向往与追寻的「文学原乡」。台北的人文环境与在地学习经验对他们文化视野的开拓、文学理论的掌握、创作技巧的磨练，产生催化作用。柯思仁认为，负笈台湾的四年（1983-1987），是他生命中最开放、最活跃，接受最多刺激和最重要的四年。那时他的阅读量与范围相当可观，从琦君、余光中（1928-）、白先勇（1937-）、张晓风和黄春明（1935-），到后来接触杨牧（1940-）、张大春（1957-）、林文月（1933-）、蒋勋（1947-）和西西（1938-）等，以每周五本书的速度，读遍尔雅、九歌、洪范等出版社主要作家的作品。（注释3）柯思仁在记述「台北记忆」的文章（注释4）中指出：
「每一个从台湾回来的留学生，总是带回强烈的思念。究竟怀念一些什么，也许当初并不太清楚，但是肯定的是对台北的印象会越来越不模糊，返新之后，少则半年，多则一载，往往会想要踏上北归的路线。我们就像是候鸟，已在生命的基因中植入不可磨灭的记忆。」（柯思仁《梦树观星》1996:115）
可见，「不可磨灭的记忆」，包含台北生活里许多感性与知性的人文经验，如其所述：「台北有许多空间，是未被统一规划和集体所侵入的，也正因为如此，人性在这些缝隙中闪烁着光辉」、「台北是一个充满生活空间的地方，作为一个台北人，必须勇敢，而且有人的自觉，千万不可以是一部机器」、「台北是世界上交通最乱的城市，但台北人心中自有一套没有明文条例的秩序」、「台北人的自觉性总是超高，虽然忧时感事的知识分子不见得有能力改变任何状况，但至少有提出问题的见识和勇气」。（柯思仁《梦树观星》1996:117-121）
反观，这些都是岛国社会缺乏或不复存在的人文特质。这样不竟完善的城市空间，反而刺激年轻写作者主动积极地思考，大胆自觉地进行创作实验，并勇于批判现实，又能自我反思，作品的质量也就相应提升。遂有柯思仁归来后结集出版的散文集《寻庙》（1988）、蔡深江的诗集《如果不能回头就忘记月光》（1989）、殷宋玮毕业前在台北自费出版的散文集《名可名》（1989），陈志锐的文集《隔岸观我》（2000）等。这些作品集的精神内涵与书写风格，都是他们从「文学原乡」汲取，用心经营，努力建构起来，不同于本土现代主义表现方式，另类的现代主义表述成果。换言之，「留台生」把台湾给予他们的文学养分，新的元素带入新华现代主义文学场。这些具「台北情结」与「台北意象」的异质文本，表面看似与本土现实语境疏离，实则以另一维度充实本土的创作内涵。犹如「寻庙」之象征意义；「庙是我们不辞劳苦前来台北寻找的」（殷宋玮《名可名》1989:28），「台北」作为「留台生」思慕的「文学殿堂」及创作意识里的「文学原乡」，已根深蒂固，以致像候鸟般，适时就要「返乡」。柯思仁甚至强调，只有远离岛国，在台北那样既热闹又宁静的环境，他的剧本才能够诞生：
「2000年的冬天，在台北师大路巷子里的另外一间咖啡馆，Café Oso，我又写了一个剧本《龙骨》。我不得不感谢台北，一方面，那个充满活力与姿彩的环境，唤醒我的知觉，激发我的想象；另一方面，却又能够提供一个宁静的角落，让我埋首几天写出剧本。我甚至开始有一种迷信：不到台北，就写不出剧本。当然，那终究是一个迷信——不过，也是一个隐喻。」（柯思仁《刺客·乩童·按摩女郎》2004:x-xi）
「我们所迷恋的台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由文字的想象与想象的文字堆砌而成的台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迷恋的台北，亦是一个经过多年实际生活体验的台北，是一个想象的文字经由经验的佐证而得以落实的台北。于是我们的哈台很实在，而且，引一首英文的爵士老歌的名字，他们无法从我身上褫夺。 」（殷宋玮《潮汐静止之处》2012:28-29）
蔡深江则这样描述「台北」在他生命里的作用：
「像长年累月的斑驳门联，台北有自己看了觉得顺眼的风调雨顺。那些朋友和熟悉的景物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个影子，常在我安静的时候，冷不防站在背后。
台北有我的过去，那是通向某些回忆的开关。
[……]
对曾经在台北生活的人来说，回到台北像一场情感回乡，对物质不一定认同，精神上却得到充分满足。」（注释5）
「我和妻子在结婚的前夕抵达意义重大的祢的腹地——台北市。在习惯了阴沉的层云底下，我们互换着对这喧闹城市的天气印象。有晴天的热情和雨天的阴寒在我们的喉舌间交错沟通，其中的背景还配搭了混乱和整治中的台北街景。
后来回到安静的居家，独自反刍才发现，当时混乱的是街道的记忆，整治中的是自己。
此次返台，目睹许多曾经因距离而美丽的现场，残酷的临场感迫使我将“台北为文学原乡”的题目套入进化论的公式中进行演算，而发现“自己”和“台北”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公式里的常数。」（陈志锐《隔岸观我》2000：47）
故这些「留台生」怀着到台北寻找「文学原乡」的梦想，寻获了各自向往的文学经验与创作技法。就此深入观察，学习与生活环境虽是重要的触媒，但个人的心性取向、资质秉赋，却决定他们对文学的不同选择与表述方式。因此，他们后来的创作风格及在文学方面的发展，则因人而异。
注释1： 从1980年到1992年间，此项奖学金计划的“保送大学”都是台湾的大学。1992年后，“保送大学”的所在地改为中国大陆。
注释2：见〈回顾所来径（跋）〉，载于殷宋玮《晚风莫笑》（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出版，1985），页81-85。
注释3：〈“文本之乐”是阅读的最大满足〉，载于2006年10月13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注释4：〈台北自五年半的记忆中苏醒〉，见柯思仁《梦树观星》（新加坡：草根书室，1996），页115-124。
注释5： 蔡深江《台北2001夏》，载于2001年7 月22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注释6：《年轻的声音》，载于1998年2月15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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