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现代主义文学的生产与传播（1）副刊编辑访谈

杜南发（《南洋商报》副刊《文林》主编）访谈记录

访谈时间：2012年6月22日（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  

访谈地点：新加坡报业中心——《新明日报》杜南发办公室。

受访者简介：杜南发（1952-）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晋江。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期开始写诗，跟同学办校园诗乐创作与表演活动，为新马青年自创词曲风潮先河。1982年为《南洋商报》首届金狮奖典礼创作《传灯》诗乐，流传新马两地，成为马来西亚华社精神歌曲。著有诗集《酒窝神话》（1979）与《心情如水》（1991）此诗集获颁1992年全国书籍奖。1980年起负责编辑《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如《浮雕》、《文林》，引进版型设计概念及开创专题计划编辑风潮，后将当代名家访谈录结集出版《风过群山》（1982）。曾参与策划及主持多个新华文坛盛事，如柏杨编辑《新华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报馆主办的“金狮奖文学创作大赛”、“国际华文文艺营”等。近年潜心研究中国古字画，撰写书画评论，出版《美的足迹——中国所见古画记》（1994）、《隔岸看山——书画名家访谈录》（2010）及行旅札记《古寺温泉》（2012）。现为《新明日报》与《联合晚报》统筹总编辑。

访谈内容：

「副刊是文学创作者的演出场，文艺报道的资讯站，人文现象的反思空间」路寒袖（台湾日报副刊主编）

第一部分：《文林》的创刊背景与过程

j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办《文林》这个文艺版位？

我认为谈《文林》之前必须先说《浮雕》这个在1980年1月6日创刊的版位，它是在每个星期天的《南洋周刊》里刊出，是我在《南洋商报》负责国际新闻翻译工作之外的另一份“工作”，或者说是报馆给我的新尝试。1979年《南洋商报》副刊原本就有一个半版的《艺文》，刊登的是较为学术性的文章，由李向（张道昉，1935-2002）主编，我也有帮忙。当时的总编辑莫理光先生（1926-）知道我这个年轻人（1977年加入报馆，算是新人）有搞文艺创作，也写诗，对文艺有兴趣，便让我尝试编一个新的文艺版位。那个时候《南洋商报》原有的文艺版，如谢克（佘克泉，1931-）主编的《新生代》已经有一段时间，显得较传统，而其他版位又是比较社会文化性质的（如《生活》、《商余》等），莫理光希望我编一个纯文学性质的副刊，以吸引年轻读者。而且《星洲日报》有罗子葳编的《世纪风》当时算相当新颖，所以我们有一种（想要）竞争的意味。1980年头我便创立《浮雕》，当时的编辑想法主要有三点：（一）这个版位的美术设计要特别新，就是要注重视觉效果。因为文艺作品是通过文字来表现，先不论内容，对文字的呈现或版面的排列要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吸引他们的目光。（二）内容要提供年轻读者一种新的视野。我阅读台湾的刊物如《幼狮文艺》、《中外文学》、《创世纪》等，觉得它们的内容很多元化，很新鲜，不是一般传统的看法，能吸引年轻作者来投稿。这样稿源就变得多样化。（三）选用不同性质与文体的稿件，有短诗、散文、杂文，小说，但篇幅不要长（这样版面看起来就比较多花样，比较丰富），小小说是当时流行的。同时刊登文坛动态、艺文活动消息，提供读者资讯（让他们了解各地文学的发展，引起兴趣）。还有作品评论（也不要长），评论跟原作一起刊登，让读者可以参照阅读，甚至先读评论再看原文，引起讨论，这样作者也感觉受到重视。这是《浮雕》的编辑概念，后来的《文林》基本上是沿着这样的方式去编辑。《浮雕》编了要一年，莫理光认为不错，便放心让我在正刊上编一整版的文艺副刊，所以就出现了《文林》。《文林》创刊号就在1981年1月1日的《南洋商报》出现。

 

k您怎样筹划《文林》，在过程中有什么人参与及你们怎样运作？

其实，《文林》是没有所谓编辑团队的。当时，我的正职（领薪水的工作）是国际新闻记者，编副刊是一版十五块，一个星期三版就是额外拿那些钱。主要是因为兴趣，年轻多做一点可以多学一些（当时的想法）。那时，我早上协助编《快报》的新闻，类似午报，中午做国际新闻的翻译，午后就开始编辑《文林》。组稿、选稿、设计都是自己动手，也有同事帮忙，如吴垠帮忙设计，也给《文林》写诗，也帮忙写评论，文艺讯息等。记得《浮雕》的版头是我自己做的木刻，那时每篇稿的标题都配一个插图，还是手工剪贴上去的（我高中修美术，有点美工底子）。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当时却很新颖。作者觉得他的作品被主编认真处理，有花心思设计编排，不是随意置放在报屁股，感觉被尊重，就喜欢投稿给《文林》。渐渐地，就有了一群年轻的作者。

第二部分：《文林》的编辑概念与定调

l《文林》的编辑概念最初是怎么萌生的？是否受到其他文艺副刊或编辑的启发及影响？

之前提到《浮雕》的编辑概念一直延续到《文林》，不过《文林》的构想更多，就是我有很多新点子，希望《文林》能成为文艺副刊的一面“旗帜”，可以引导文学的走向。所以，《文林》采取“主动编辑”的方式，主动去发掘新稿源、新的、年轻的作者，不是等待作者的投稿。我打电话跟作者联系，跟他们邀稿，再请人写短评，把文学批评处理成创作的“索引”，也接受读者对副刊编辑方式的批评，把读者的反应、对副刊的回馈都刊登出来，形成一种读者、作者、编者的互动、交流，获得良性的反应。

至于受到影响，我认为是必然的。当时我们跟台湾的互动相当频密（是通过王润华老师的人脉），台湾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副刊都是参考的对象，它们把文学多元化，如大篇幅而且连续性几天的介绍朱铭的雕塑，读者可以很深入的阅读，效果非常好。瘂弦（《联副》主编）和高信疆（《人副》主编）的编辑理念和策略对我的影响很深。最初，我有很多想法，就是有创意但是没有做的方法，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学会了编辑的系统，就是把副刊编辑系统化。而且像高信疆编辑手法的快，也是我学到的。譬如在酒店现场采访某位名家，记者通过电话叙述采访内容，我听了，在报馆就直接写稿，然后下稿（版）印刷，下午四点采访新闻就见报，受访者惊讶于我们的效率。

我采取主动的编辑策略，不是单方面的接受外来的作品或信息，而是走出去，把新华文坛推出去，就是把我们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外地（台湾），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动向，产生对流作用。之后，《中国时报》制作了一个“新华文学专辑”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1981年2月我们（报馆）邀请柏杨来新加坡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刚从牢里出来，台湾那边还很不放心，怕他“逃跑”，后来由倪匡作担保，这些是我们的人脉），跟本地文艺界交流后，他计划编辑新华文学选集（《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共五册：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及史料，1982年6月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柏老对报馆邀请的回报，对于新华文学的推广其实影响更大。 

m从版型来看，《文林》是编辑与设计导向并重的文艺副刊。您怎样看待这个说法？《文林》的特定专辑（名家采访、艺文活动、学术或创作专题等）有怎样的制作原则？或《文林》有其他的编辑策略与特点？

“主动编辑”策略之一是“名家访谈”，当时总编辑莫理光相当支持我的这个计划，无论是时间或经费方面他都支持，没有多过问。1981年4月我到港台两周完成访谈（“名家访谈录”从5月到7月在《文林》陆续刊登，包括陈映真、瘂弦、高信疆、叶维廉、黄维梁、金庸、水禾田的访谈）。《文林》也推介其他形式或媒体的艺术交流，如摄影艺术（〈水禾田和他的触觉〉），我要做的不是纯文学的副刊，因为现代文学其实是跟多种艺术媒介结合在一起的。我想要给读者“打开窗口”，接触多元化的现代文艺。就像现代文学里用潜意识的写作技巧，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学一样，也是跨界的。

《文林》也推广诗乐，延续南大诗社时期的诗乐创作，最初的新谣是受到诗乐的影响（如周维介在国初教书时，也曾影响国初新谣小组的词曲创作），即使后来新谣演变成流行歌曲，它的歌词；像李伟菘的创作，还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歌词的文字很优美、很抒情）。或者图像与文字的结合，也是一种现代的表现形式。《文林》也鼓励“文学摄影”的创作，不一定要局限在纯文字的创作。因为，现代的概念是开放的，表现手法没有固定的格式，这样才不会僵化、不会封闭，变化各种形式，使写作变得多样化。我认为只要能够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城市化的冲突，人的心理层面的手法，不管写实的或现代主义的作品；或者称它“时代的现实主义”，《文林》都接受。这就是《文林》的特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