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现代主义文学的生产与传播（2）期刊编辑访谈
受访者简介：
周维介（笔名：周望桦，1952-）生于新加坡，祖籍海南岛琼海县。先后毕业于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及香港大学。曾任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联合早报新闻与时事组记者，现在是华语文中心总裁。为《早报星期天·想法》写专栏《文字欲》为时一年，为学生报《星期五周报》、《大拇指周报》做文字点评等。早年热衷于写作散文、现代诗。1980年参加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并主编《同温层》，还编过《狮城文艺》、职总《奋斗报》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收割手札》（1982）与《秋千上的小女孩》（1991）；时事评论《小小鸟，飞也飞不高》（1996）、《他说，我的想法有点黑》（2006）、《华校生，你好吗？》（2010）；评论集《文学风景》（1986）、《新加坡早期华文报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1980年与杨松年合著，获1982年全国书籍奖）及《新马华文文学散论》（1988）。
「同温的世界代表文学的世界……吟我们的诗、作我们的文、唱我们的歌、表我们的心、铸我们的同温的世界。」《同温层》创刊号1980年12月
1.《同温层》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有哪些人参与筹划，怎样进行？
《同温层》的创刊，还是得从“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诞生谈起。这个文艺组织在本土文坛出现，与杨松年推动文学的构想有关，意念是他提出来的，那该是1980年初的事，当时我虽然已经（南大）毕业离校，但与杨老师仍关系密切，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谈论的总是离不开文学，一起插手早期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资料搜索、整理与分析工作，一起编织如何为本地文学栽花种树的梦想，后来他建议把文艺青年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到文学大海中迎风接浪。那时我的文学热度很high，虽然认识有限，总是觉得集一群人的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认为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地盘，操作起来会方便许多。那时脑子里想法简单，就是想干。于是杨老师把当时刚从南洋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人（潘正镭、彭志凤、陈来水、许禄艺、陈安德、陈智成等）介绍给我认识，我长这群人总有三五岁，后来他们就称我为老大。那真是一群干劲十足的文艺青年，所以很多活动迅速展开。
首先，我们在文学会的成立典礼上办了名为“八月的消息”的活动，除了演唱“诗乐”，还有个规模不小的作品展示。那是个立体展览，我在创作诗乐，推广诗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多元媒介推广文学”的想法，也就是说，为了更有效地让人们理解文学、推广文学，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例如歌曲、摄影、雕塑、纸刻等等方式，把文学作品做再一次的呈现，这或能加深人们对某一首诗或某个散文片段的理解与感受。这是个粗糙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很勇敢地去实现，这是青春所催生的勇气和力量。
《同温层》的创刊，还是得从“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诞生谈起。这个文艺组织在本土文坛出现，与杨松年推动文学的构想有关，意念是他提出来的，那该是1980年初的事，当时我虽然已经（南大）毕业离校，但与杨老师仍关系密切，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谈论的总是离不开文学，一起插手早期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资料搜索、整理与分析工作，一起编织如何为本地文学栽花种树的梦想，后来他建议把文艺青年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到文学大海中迎风接浪。那时我的文学热度很high，虽然认识有限，总是觉得集一群人的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认为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地盘，操作起来会方便许多。那时脑子里想法简单，就是想干。于是杨老师把当时刚从南洋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人（潘正镭、彭志凤、陈来水、许禄艺、陈安德、陈智成等）介绍给我认识，我长这群人总有三五岁，后来他们就称我为老大。那真是一群干劲十足的文艺青年，所以很多活动迅速展开。
首先，我们在文学会的成立典礼上办了名为“八月的消息”的活动，除了演唱“诗乐”，还有个规模不小的作品展示。那是个立体展览，我在创作诗乐，推广诗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多元媒介推广文学”的想法，也就是说，为了更有效地让人们理解文学、推广文学，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例如歌曲、摄影、雕塑、纸刻等等方式，把文学作品做再一次的呈现，这或能加深人们对某一首诗或某个散文片段的理解与感受。这是个粗糙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很勇敢地去实现，这是青春所催生的勇气和力量。
文学会成立之前，我最期待的其实是能出版一份文学刊物。因为那之前，我协助杨老师编辑《奋斗报》（职总会刊），他拨出若干版位让我玩起文艺副刊。我很努力付出，累积了一些文艺人脉，觉得有一份纯文艺刊物在手，能根据自己的想法编辑杂志，一定更好玩。当时，杨老师也认为一个文学组织有自己的刊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便付诸于行动。出版期刊最先遇到的问题是经费，这是个挺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那个年代，社会上没有太多的资助组织，我们选择办活动、出特刊的方式去筹集经费。另一方面，由于那是我们的企图心大些，各种活动都需要用到钱，这是《同温层》创刊号页数单薄的原因。我记得《同温层》的创刊，与学会的创立几乎同时进行。——怎样选题与规划、选稿与征稿、设计与编排、印刷与出版等？
决定出版文学杂志之后，我们最先积极讨论的是刊物的名字，因为不敲定刊名，就无从申请出版准证。那阵子只要脑筋闲着，想着的就是该给刊物一个名称。我希望办出来的杂志，有比较大的作者群，能撇开派别、风格之类的差异，最少不要让文坛视为一种敌对关系的刊物。在刊名的琢磨上，我与杜南发接触的最多，印象中名字是他的提议，我当时对这个地理名词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只大约知道那是大气层里一个可靠的飞行高度，尤其适合客机飞行，能见度高，鸟类达不到的高度，对飞行的稳定作用积极。“同温”二字主观上让我有“共识、温暖”的感觉，这正是我想追逐的文学目标。《同温层》是当年我们一群二十几岁年轻人催生的感性文学梦，三十年后回顾，不免有些粗糙，却有些许宽慰，毕竟那是青春岁月留下的足迹，敝帚自珍在所难免。杂志停刊（1990）了二十余年，但一群当年的核心骨干依然时有联系，偶尔会记惦起这个曾经熟悉的文学话题。
出版文艺杂志，是我们当年的渴望，尽管我们对文艺环境的认识不足，条件也不足，还是执意要实现这个梦想。当时最缺乏的条件是出版经费有限，我们所筹集的款项根本无法应付印刷费，这是《同温层》创刊号篇幅极为单薄的原因。
当时，我们对文学的期许，是文学只有好坏，没有派别。因此，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编辑《同温层》，希望它能容纳不同风格，不同年龄创作者的作品。印象中我所撰写的创刊词是表达了这种观点。《同温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努力的向有成绩的老中青作者招手，希望他们能积极供稿，认同我们，满足我们能网罗各方优秀作品的愿望。这个目标实现到哪个程度，或许可借助统计以寻找答案。
《同温层》编辑群的主要编辑人除了我之外，彭飞、杜文贤、陈安德、潘正镭、许月英是核心份子。它的出版期数受到出版经费的限制，所以它始终处于一种不定期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做到了两点，一是每期都有编辑重点；一是每期都由不同编辑执行编辑，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作业操作，达到它的内容与风格多元呈现的目标。《同温层》每期都尽量做到有重点，例如以某种体裁为主，或是用心地以作品搭配解读的方式呈现，或是提供“纸上文学史展”、“文学摄影”专栏……我们对自己的承诺是：要主动出击，搞出一点气氛来。
当时我们一直想贯彻的一个文学想法，就是“文学多元化”的追求。文学多元化，一直是那个年头我们的文学口号，那就是通过多元的媒介来推广文学——当年的“诗乐”演唱会、 “面对我们的文学史”立体文学史展览、“八月的消息”多媒介文学作品展以及《同温层》里的“文学摄影”栏目，都是我们朝这个目标挺进的产物。
由于当时还没有中文电脑的排版技术，《同温层》在编辑美工方面确实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同仁各有正业，只能业余拨冗参与，《同温层》的美术编辑，得到画家黄意会与黄庆生的积极支持，尤其是第五期以后，它的版面设计进入了稳定的状态。
——怎样经营（宣传）与行销（发行）？是否有展开什么相关的文学活动？
《同温层》属于业余兴趣作业，出版后，除了发行到友联、大众书局，便是由朋友在所执教的学校售卖，以80年初的情况，一般只能销售三、五百本。我们所得到的反馈，文艺界读者对《同温层》还是蛮认可的，我们也接到一些口头的鼓励，具体的证据就无法提供了。要了解人们对《同温层》的看法，或许得向不同的文艺圈中人或读书界去旁敲侧击了。
——作者、读者、文艺界有怎样的回馈或评价？
说到《同温层》它对本地文学刊物的影响，我们自己看不出来。估计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它的期数（10期）不多，印量不大。要评价《同温层》，研究者必须把它放回当代的文艺杂志中去对比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论点。我是当时的场上球员，只顾自得其乐地踢球。
——是否受到其他刊物、文艺团体或文学导师的影响？彼此间怎样互动？
由于我们一群人对当时的台湾文学杂志印象深刻，经常阅读它，也不时谈论它。我们对台湾文学刊物的扎实内容与编排形式有好感，认为本地也应该有这类的文学杂志。台湾文学期刊的专题做得很出色，版面编排、插图都颇具新意，台湾文学杂志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学习蓝本。
3.为什么会出版《同温层文丛》？出版的准则是什么？它们对《同温层》有什么作用或影响？
因为信仰“走过就留下痕迹”的信念，文学创作要留下痕迹，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出版把耕耘的成果留下。在那个时代，电脑还没有占据生活的领空，网络还未成型，印刷体仍是顶重要的传播媒介。因此，尽管印刷需要大笔经费，我们仍尝试寻找，这方面杨松年老师出了很大的力。当时本地文艺界出版文丛的风气不盛，回顾五、六十年代本地丰盛的文丛出版岁月，我们也希望能抛砖引玉，激发出新一波的文丛出版浪潮。于是，借助1982年（2月21-23日）主办“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大型史展，我们同步推出了同温层文丛首四本书，其中第一册名为《同温层散文选》，有点自我激励的意思。《同温层文丛》的选稿标准，主要还是先考虑会员的作品，我们一直希望把当时出色的年轻作者都网罗到学会来，因为我们发现一些出色的年轻作者或许缺少关系，作品都无法结集出版。文丛中的吴垠诗集《四方城内》（1988）是当时我们积极促成的作品集，至今仍是诗作不缀的吴垠唯一诗集。另一个出版原则是文丛要兼顾各种体裁，在12册作品中，小说、散文、诗歌、微型小说都有，是为例证。见附录（四）丛书列表。
4.《同温层》为什么停刊？您对《同温层》或《同温层文丛》有何评价？
1981年大型文学史展耗去了我们大家的精力和时间，感觉上伤了元气，以后的一年多里，我们的文学活动步伐明显缓慢下来，我们几乎只把焦点放在《同温层》期刊的出版上，这也是这时期的《同温层》素质比之前的几期都出色的原因。可是《同温层》出版到第8期，我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1984年9月底我离开新加坡到香港去，为时约两年。这段期间，由于我人在香港，埋首于香港大学的课业，新加坡的伙伴也因结婚或工作等原因而有了不同的生活重点，彼此的联系减少了，文学会的活动也沉寂了下来。《同温层》在这两年内处于静止状态，等到1986年10月，我回返新加坡生活，最初也尝试激励自己，重拾当年的文学热情，但过重的工作压力使人却步，一直想让《同温层》再出发的火苗，直到1989年才得以点燃，《同温层》第9期在不缓不急的心情下出版了，接下来的第10期也经过超过一年的筹备才面世。这两期的《同温层》虽然编排期漫长，但内容与版面设计都叫人满意。第10期出版后，我着手为第11期组稿，但我当时的文艺热情严重退潮，虽然收到了七、八篇稿件，但到底没让它见天日，《同温层》就这样无疾而终，前后共出版10期，历时10年。
从量而言，《同温层》的出版，说不上有什么骄人的成绩。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有满足感的，它让我尝试到在新加坡这个华文非主流的大环境里，推展文化的艰辛滋味，我想我们一群人是留下了文学的足印，《同温层》杂志与文丛，让文学会关闭二十余年之后，让人们还能触摸到一点文学的余温，让人在感慨中也感受到一群人当年为文化理想的热度。
（待续……）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