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编辑访谈（续）

续下文……杜南发（《南洋商报》副刊《文林》主编）访谈记录

第三部分：《文林》的作者与读者

n《文林》的作者群有怎样的创作倾向或文学风格？

《文林》一开始就是要吸引年轻读者，编排设计比较活泼，而年轻人大多勇于尝试新形式，很自然的《文林》的作者多数是创作风格比较有创意的。但并不局限于年轻作者，我主要是选写得好的作品。即使是中老作家，有新意的作品我也会选用。例如周粲，开始时似乎有所顾忌，认为我不会用他的稿，后来他投来，我觉得不错就登了。我想这是心态上的问题。当然派别之分是存在的，比如《赤道文艺》的作者（他们比较“左”或激进）也许不喜欢《文林》的风格，物以类聚，无可厚非。我强调的是美，就是表现文艺的美，欣赏美是人的本性。

o《文林》有怎样的读者群？可否将他们归类为副刊的“隐性文艺人口”？
年轻的作者必然吸引年轻的读者。有年轻的读者慢慢变成作者的，如华之风、柯思仁、韦铜雀等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
p《文林》的作者、读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没有针对性的回答，可参阅第二部分。

第四部分：文艺副刊的生产与传播
q1983年以前《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报的文艺副刊之间怎么竞争？或副刊内不同的文艺版位之间也有竞争？怎样展开？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竞争一直都存在着。就像罗子葳的《世纪风》比《浮雕》和《文林》早，后来《文林》比较吸引年轻读者，应该是影响到《世纪风》。不过，我们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两报合并之后，我们也合作编副刊。可是采用那一边版位的名字都不恰当，后来就改名《文艺城》，而且要他按《文林》的方式做也很困难，因为个人的编辑风格毕竟不同。那时我被调去《新明日报》，也就不再负责文艺副刊了。我在《新明》也尝试推出报导文学专辑，结合社会新闻与文学的编辑形式，就是林清玄与古蒙仁的报导文学。这是后话与讨论无关。

r文艺副刊怎样评估读者反应？如何知道特定专辑、作家创作受到读者的喜爱、或备受文艺界的瞩目？没有针对性的回答。

s编辑（主编）在副刊的生产与传播（经营与行销）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对既是编辑也是作者（如用多个笔名同时发表作品）的编辑策略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人的主动性很重要，编辑要愿意去开创，去发掘新东西，提出新方案，才能够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结合在一起。并不是现在的客观条件比过去差，或是过去的文艺风气比较盛，应该是人（主编）做出来的。

《浮雕》开始时，我也曾用不同的笔名写一些不同性质的文章使版面看来较多变化，两三个月后有足够的稿源之后，就不再这么做了。

第五部分：个人的学习背景与经验

我从传统华校（中正）出身，读中学的时候对文学不是特别感兴趣。高中时也读过毛泽东的辩证理论，接触一些左派的刊物。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具有现代感的《猎户》杂志（1969-1971），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喜欢那样的内容与风格，可能就是一种性格倾向，喜欢有创意的东西。

到南大修读中文系，当时诗歌分三门课；古典诗词、新诗（五四诗）、现代诗（王润华老师授课），我选修现代诗，主要是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也参加南大诗社，开始写现代诗，也参与诗乐活动。大学时阅读较多台湾的书刊，如《新潮文库》的翻译作品、日本的现代派小说等。第一部诗集《酒窝神话》收集了我大学到刚踏入社会工作时所写的诗。

这时我对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想感兴趣，开始思考人的存在意义的问题，发现人的存在是荒谬的，不过可以自己选择要怎么做，自己去创造生存的意义。所以也写了一些存在主义的小说，像《文林》的“小说林”，当时跟作家邀稿，自己也要写一篇（充数），就是《玻璃世界》。

我们那个时代（50年代出生，成长于60、70年代，80年代进入社会谋生）的青年比“五四或战前”的人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不同。他们那时都有救国的思想，都会直接参与政治，这是大时代环境的必然结果。我们那时的政局没那么动荡，不过还是有越战，还是会关注国际间的政治课题。

我们的知识供应来自阅读，文字的阅读。当时的资讯来源有电视、报纸、期刊杂志等。但是文字的阅读是进入到人的思想层面，文字是内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电视影像是视觉感官的刺激，感受比较浅薄，影像太多了，人就容易迷失。吸收知识是人的本能，爱美，观赏美也是人的本性，但是有简单的，有内化的不同。文字阅读可以内化成人的精神力量。后来我对佛教、对禅宗思想有认识，发现它们跟存在主义是异体同工的，都是回归到人的精神本质，活在当下。

“React to the Society”，是杜南发结束访谈时留下的一句话。在我眼中，杜南发是一个积极/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如果现在的文艺副刊编辑还有这么鲜明的编辑理念，强烈的办刊使命感，岛国的文学场会很热闹吧？如殷宋玮所言：「众神喧哗」，未尝不是好事！
因此，特别怀念90年代后期，林迪夫（林山楼，1951-）编辑的《早报·文艺城》。现代主义文艺的“唯美与坚持”，在林迪夫的编辑策略里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