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篇（1）

与西蒙娜·波伏娃的存在对话（1）

亲爱的波伏娃小姐：

沉静的夜，蝉鸣声从窗外幽幽的树丛中传来，读着《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 1949）的中译本，我的书房明亮如白昼，一只迷恋灯火的飞蛾紧贴在弧形的灯罩上，由于它嗜光不至于被热能灼伤。我不是蛾，这般阐释飞蛾扑火的快感，必有偏差。

《第二性》给我的激荡，应该说是你的思维与学养对我的撞击，让我情愿放弃睡眠。如果你在巴黎的蒙帕那斯墓园收到我的来信，我希望萨特（Sartre, Jean-Paul 1905-1980）与你共读。两位法国当代存在主义大师兼永恒的伴侣，分享一封赤道岛国一个她者（the other）寄来的中文书信，很不寻常是吗？

我是一个重视关系的人，学术上说是身份认同，传统上说是道德伦常，迂腐的说就是阶级观念，这大概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年纪很小，大约在青少年阶段就有很高的辈分，年岁比我长一轮的成年人都要称我作“姑姑”、“姨妈”，或者我跟同年龄伙伴们的父母辈是兄姐妹。我从来不被关系混淆，还很清楚每一种身份的权力关系。西方有一派哲人像尼采认为：“权力是生命过程的一种表达”。因此，对搞不清身份与权力关系的人，我特别鄙视，因为我崇拜权力。这是不是对存在的认知？但我认识你们的时间很晚，在我思想观念发展定型至几乎顽固的生命阶段，我个别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与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 1908-1986）的女性主义，再接着发现了你们的关系，此后就将你们的文本作互文性的重读。我欣赏你们的关系像阅读文学经典般，尝试感悟你们激越的思想、同志的理念，也被你们漫长的相伴感动。你说：“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信念行事，认可这种非正式的婚姻状态，是合乎道德的。” 我也知道数十载年月里，你们时有离散，但我认为那是身体情欲的分离，心灵始终契合。活着的50年与同穴共墓的20年，加上天国异域的岁月应该是Eternity——永无终止，我的诠释，上帝没有异议吧。

重视关系的人，其实更害怕建立关系，并由关系派生的契约，演化作无形的束缚，最恶劣的状况是变成精神的枷锁，心灵的囹圄。你们的Lifelong relationship，摆脱法律上的契约，生活化的摩擦，锤炼成个性化的交融，终极为行而上的如影相随。这样的描述已经不是存在的显示，是一种浪漫的虚无。

我生存的社会，一个21世纪的现代化都市，经贸科研、建筑设施、艺术文化、商品消费都极为优质，但关系的素质没有成正比提升，尤其是两性关系，胶着在传统的封闭（一夫一妻制法定婚约）与现代的混杂（外遇、同性/双性恋、性滥交、网交等）两端。让重视关系的人找不到正确的定位，干脆放弃关系，选择一种疏离，虚构的状态。这是一种厌世的心理，悲观主义的情绪，恐惧、孤独、绝望与死亡在意念里翻转。

慢慢地咀嚼《第二性》对女性形成的论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女性的生命轨迹，由女婴到女童、少女到性成熟，为人妻、为人母，从家庭单位走入社交群体，再慢慢步入中老年，最终面临病痛及死亡。女性的处境与特性，有多少是存在的自我，有多少是周边人与环境（指男性文明）的主宰；自我的调适或个我的牺牲，有多少的必然性，多少偶然性？书中指呈的女性个体／群体都来自西方社会，狭义来说，相对于东方社会，你们的性别意识／觉醒超前得多，1949到2005地球旋转了半个多世纪，我的社会还没转到你的跟前，而西方也有某些社群也没有跟上你的思路。我，走到你写作这本书的年纪，才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发现懂得越多人越孤独。

突然，那只飞蛾向我扑来，我举起手上的书一个扳手动作，把它怕打在地面上，奄奄一息的蛾不会理解它招谁惹谁，怎来这沉重的袭击。殊不知它闯进了我的私秘空间已严重犯忌，还想靠近我，下场当然是毁灭。昆虫类当中雌性的蝼蚁、螳螂、蜘蛛都会把近身的雄性同类／配偶吞噬掉（当然在完成交配，对爱情已感到腻味之后），何况是雌性的人类？飞蛾原来是死在《第二性》的攻击下，我突然灵光乍现，想跟你谈谈我的性别迷思。

有些概念我不知道是怎样在我脑海里萌生的，我的家庭对待性别是有差异的。我记得母亲说过如果弟弟是个女孩，她就会把这个孩子送人，而事实上，如果我是男孩，她就不需要再生第三个孩子。所以，我经常遗憾自己不是儿子，也经常嫉妒弟弟是个男生，更懊恼姐姐不是哥哥。精神分析学里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与阴茎嫉妒（penis envy）从小伴我成长。我小时侯特别乖巧懂事，特别勤奋好学，特别尊崇关系，所有的特别都是有意识的举动，这特别有意识的举动其实是潜意识用以弥补不是男生的缺憾／女孩的劣等性（inferiority）；像一切的超越性是为争取普遍的存在性，跟男孩一样天生就有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我想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指呈女性的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是不无道理的。虽然你严厉批评佛氏的观点，认为他对女性的论述是从男性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炮制出来的。确实，我一直向父亲靠拢，爱着他的同时又一直想跟他一样；像父亲一样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性形象是我模仿学习的对象。可是，我是一个女生，我应该具有女性的气质：文静，乖巧，柔弱，顺从，是我的表象，而刚烈、倔强、霸气、掌控是我的内在。表里二元对立的拉锯与分裂之后，荒诞地剩下泪水，我还是性一元论里的她者。

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里的逆子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宝哥哥颠覆中国封建传统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让姐妹们爱死他。但水会变质，红颜祸水，也是我们传统社会里根深蒂固的观念。每一次落泪，就再一次确定我的她性（otherness）。我只能用想像去体验潜在的男性。像一只温驯的兔子认定（其实是错／幻觉）自己是一头凶悍的猎犬，龇牙咧嘴，拼命狂吠却没有人理睬它。从医学的角度看，它是一只精神分裂的兔子。唉！我的受挫感异常强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