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英培安的《不存在的情人》

「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思索存在的意义」

《不存在的情人》（台北：唐山出版社，2007）

高行健说：“小说家无力改造这令人困惑的世界，也无法改变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提供一种认知，嘲弄或玩味这困境中的人生。”（《小说艺术》2008：44）

「存在的困境：虚构与真实」

英培安的短篇《不存在的情人》即提出现代人存在（虚与实）的问题。现代人活在自己建构的理想世界中才有意义，还是得到社会的认可，追随主流价值观才有存在的意义呢？换言之，作家试图在情节中探讨现代人存在的本质，进而审视真实与虚构世界的异同。这是个哲学命题，理应由哲学家去阐释，不是小说家的本分。英培安用虚构的“故事”与“人物”，让作家身分的叙述者跟自己创造的小说人物对话，甚至萌生暧昧情愫，暗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悖反关系，隐喻现代人存在的困境。

小说中的“培培”是叙述者所写的广播剧《大山与培培》的女主角，也就是叙述者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的生活遭遇、性格、思想、外貌都是创作者赋予的，一个纯属文本中的虚构人物。然而，培培却走出文本，出现在叙述者的办公室，在他的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她阅读着叙述者的书籍和出版作品，听他谈文论艺，也埋怨他为自己安排的伴侣，甚至质疑创作者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并鼓励他跟自己一起离开不适合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对叙述者而言，培培的“现身”是荒谬的，他困惑却无法抑制内心的欢愉，还萌生情欲的念头，仿佛成了背叛妻子的丈夫，内心亦充满愧疚感。

然而，“出走”、“偷情”或“背叛”等荒诞情境只是小说的布局，读者可以关注的是叙事语言的意涵。存在主义哲学一直是英培安作品中蕴藏的思想意识，且不时引用沙特的话语。譬如，培培说她“离开虚构的剧情到真实的世界需要很大的意志”，叙述者便引出“意志”的阐述；“沙特说：自由一旦爆发，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女人争取自由的意志，强烈得令人难以想象。”

英培安善于在叙述中表现荒诞的情境，借以思索人的存在问题。培培试图说服叙述者跟她一起离开，指出他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其存在仍是虚无的。他们的“对话”具有思辩意味：

“你看到架子上的书吗？全都是我写与出版的。”

“是吗？但是我在外面翻阅别人编的文学集子，翻阅别人编的所谓文学大系时，却根本看不到你做过任何东西。在这儿，你是等于不存在的，因为我是你的创作，你的作品；但在这儿，对其他的人来说，我也是不存在的。离开这儿，你并不适合这个地方。”

“我和我的创作都不适合这个地方，这点，我早就知道了。但是这里是我的国家，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爱我的国家，爱这块土地。”我无奈地说。

“你爱你的国家，但国家爱你么？”

“你也读过白桦的东西？”

“我是认真的。除非你离开这里，到个适合你与你创作的地方，你才会是个存在的人，否则，你什么也不是。”

“但是，我的妻儿呢？我可舍不得离开他们啊！我怎么向我太太解释？我对她的背叛行为姑且不谈了，告诉她说，因为我爱上了一个自己虚构的人物，所以放弃她这个现实的人物麽？”

 “你的思想和性格完全不适合这儿，所以，你在这儿是不存在的。在这儿，你是个不现实的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个虚构的人物。你的太太是个现实的人，你想想，一个现实的人会长久爱上一个虚构的人吗？”

“我承认，我太太常埋怨我不现实。”我沮丧地说：“但是，即使我离开她，但他怎么向其他的人解释？说她丈夫和他创作的人物一起逃走了？”

“主要不是你太太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太太说得对，你不现实。不但如此，你也逃避现实，不愿把自己现实起来。听我说，你和我一样，在这儿只不过是个不存在的人，是不能长久活下去的，只有一个适合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才能存在，才能活下去。”

“我舍不得我这儿的一切。”

“一切？这只不过是你的幻觉，是你不敢面对的悲哀。什么一切？你一切都没有。不管你走不走，我是决定走了。你也看到，我越来越衰弱，如果我在这儿呆下去，我很快就会消亡。走吧，跟我走吧，到一个适合我们活下去的地方。”我木然地望着她。（《不存在的情人》，页27-28）

在“对话”中，读者将随叙述者一起审视自我存在的困境——“我这个小小的工作室，我整个生活，这一切，仿佛真的都不是现实的，而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现实语境中的叙述者，不被国家社会认同，不就如同虚构的人物是不存在的。作者以虚构的真实性——“我是个会肚子饿的，虚构的人物”，讽喻现实的虚幻性，引导读者思索个人或群体的存在意义。

（此文收录在柯思仁，许维贤主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文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年2月，页26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