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唱歌——英培安的办刊寓言
英培安（1947-2021）曾说过一则关于训练蚂蚁唱歌的“笑话”：有个被监禁了二十年的人，在漫长又孤寂的牢狱生涯里，竭尽所能训练一只蚂蚁唱歌。出狱后，他到酒吧庆祝，借此向人显示自己的成就。当他从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蚂蚁放在桌上，兴奋地对酒保说：“你看，这只蚂蚁……”话未说完，酒保食指用力往蚂蚁身上一捏，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把蚂蚁弹掉。二十年的心血，弹指间全毁了。
这则“笑话”写在《蚂蚁唱歌》这篇短文中，而短文刊登在英培安编辑的第十一期《接触》杂志 。英培安会想起这只“悲情的蚂蚁”，是感到在功利社会里，他那样的“穷书生”办一份文化艺术杂志，就像训练蚂蚁唱歌一样的不可思议。他写道：
“不过，《接触》这只蚂蚁倒比笑话中的蚂蚁幸运了一些；它还有机会唱歌，而且唱了一年。但会唱歌的蚂蚁毕竟仍是只蚂蚁，在这个热衷于生产率和利润的社会，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的；它的命运，迟早也会像笑话中的那只蚂蚁一样。”
确实，《接触》在第十二期刊登《停刊启事》 ：
“如果《接触》的出版在本地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这是支持它的朋友们与出版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毕竟不是财团，也不是政府支持的文化机构，既不能承受重大的亏蚀，也自认没有本地某些作家们常挂在口上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只好暂时停刊。”
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的文艺杂志不少，仿佛这是它们的宿命，《接触》也不例外。在创刊前，《接触》还面对申请准证及审核的问题。英培安曾感叹，在本地要办一份严肃的文化杂志，尤其是严肃的华文杂志，是十分困难的事。他在《接触》第二期里写了篇《官僚还是钳制？》 ，述说其原委，质疑审查制度与批评之余，亦期待改变。
“蚂蚁唱歌”犹如英培安的办刊寓言。不过，那是90年代初的经历。时移世易，制度改善了，经费已是次要问题，杂志内容和编辑素质才是关键，更值得关注。
英培安青年时就已热衷办杂志，他个人编辑的第一本文学杂志《茶座》（1969-1972）出版了15期。停刊后接着办《前卫》（1973）期刊，但只有两期 。之后，到中年又萌生创办《接触》（1991-1992）这样严肃的文化杂志，持续了12期，仍躲不过停刊的命运，却也是英培安办的最后一份杂志。这三份独立出版的刊物，可说是英培安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美学观、人文思想与社会意识的再现文本。英培安对于西方文艺思潮、本土社会时事、文化现象以及世界局势的观察与批判都呈现其中。这些特点都能从杂志内容和编辑方式审视。
70年代的《茶座》有如西方现代文学 “阅览室”，有翻译小说和戏剧作品专辑，刊载卡缪（Albert Camus）的《沉默的人们》，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莫里斯·弗里德伯格（Maurice Friedberg ) 和史黛西·奥莫尼尔（Stacy Aumonier）等美苏作家的小说。英培安早年的实验性创作即在此发表，如戏剧《人与铜像》（1969）、现代主义小说《活在影子里的人》（1968）与《白蝴蝶》（1970）。刊登的诗是现代派诗人如谢清、南子、流川、莫邪等的作品。马华现代派刊物《蕉风》的作者，如梅淑贞、李苍、温任平的作品亦见诸其中。并关注政治时事议题，如转载关于越战的评述文章。后期《茶座》的批判意识更为强烈，如第十一期刊登《星加坡报业风波纪事》，将1971年5月2日《南洋商报》社论主笔李星可和三位管理层要员的逮捕事件详尽陈述，并表明编辑立场，以期发出不同的声音与观点；其中「安先生的世界」是英培安对社会时事现象进行针砭的重要栏目，如《课本出问题》、《抄袭事件》、《防止泄露军事秘密》、《李总理为什么要对付新闻界》等文针对性强而语调谐谑。
英培安亦表明：
“「安先生的世界」，文体嬉笑怒骂，恐怕不成文章。大人先生疾首蹙眉，视若仇雠，吾不足怪；态度严肃的战士，或斥之为轻泄剂，相信亦不无理由；倘有人真个认真起来，以为安先生在攻击时弊，我也会毫不惭愧地承认。我相信，这不是可耻的事，也希望自己能做到，往后要做得更好。不过，我更希望，这些文章的内容，会随着时弊的消失，变成狂言妄语，胡说八道。”
可
见，高度的自觉意识是英培安作为杂志编辑对社会的关注与自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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